有人和我討論，為什么很多人沒有出事是大善之人，出事之后就是大惡之人？這些人強取豪奪，殺人越貨之時，難道就沒有想到自己善行天下之諾么？他們一面對弱者含情脈脈，一面對對手兇殘暴力，難道他們內心就沒有糾結和矛盾？
生存或毀滅？這些集大惡和大善為一體之人，顯然不會有哈姆雷特的糾結，內心太多的糾結與猶豫，都不會讓他們走到“風光無限”的那一步，也不會讓他們“貪婪而兇暴”的王國一夜倒塌。
在一個動力系統(tǒng)中，最初一個微小的變化都可能引起整個系統(tǒng)巨大的連鎖反應，這種混沌現象就叫 “蝴蝶效益”。“蝴蝶效益” 的世俗版，就是人們常說的“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若是不報，時候未到”�！皶r候未到”指的就是“南美的蝴蝶震動翅膀”導致“北京的某地下暴雨”的時間差。
人生就像一個動力系統(tǒng)，不停地與周遭發(fā)生著互為影響的運動關系。作惡之人表面的“善行”，卻是由“惡”而生，看似小小的不一樣，最終就有可能引發(fā)系統(tǒng)性的奔潰。法網恢恢作惡者最終難逃其究，聽上去就有些“蝴蝶效應”或“因果報”的意味。
大惡之人，在行善之時，可能掩藏著更大的惡。英國著名的主持人薩維爾，他把自己90%的財產都捐贈給了慈善公益事業(yè)，被英國王室封為爵士，被羅馬教廷封為騎士。表面上看他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對弱勢女童的關心，而“光鮮”的后面，是為了方便自己“猥褻”和“性侵”這些女童。薩維爾在長達40年的慈善公益活動中，共計猥褻和性侵女性多達300多名。
大善之人行大惡鮮有哈姆雷特式的道德糾葛，他們從一開始行善，可能就是為了更好地作惡�！靶猩啤敝皇撬麄儙椭麄儭白鲪骸钡墓ぞ叨�。而對于這樣的“善”，有一個專用名詞叫“偽善”。
作惡者為什么要行“偽善”？德國倫理學家包爾生說：“偽善是奉承的一種形式�！� 在中國，偽善者從事慈善公益事業(yè)，表面上是在“奉承”社會，實際上是在“奉承”官員。偽善者通過“行善”讓自己的行為更符合社會主流意識形態(tài)，從而堵住當地百姓的嘴，進入地方領導的保護之下，不再注意其“惡”的一面。每當有人揭露偽善者的時候，總是有人站出來說，他們畢竟捐過錢，救過人。
事實上，善與惡的區(qū)別不僅僅是“捐過錢、救過人”這么簡單，媒體和公眾不能因為一個人“捐過錢、救過人”就表彰有加。毛澤東在包爾生的《倫理學原理》批注中說“善惡生于利害”，而一個人內心對“利害”的考量，不易為外界把握。所以，識別偽君子不僅需要智慧，更需要時間；很多人認為，偽善比惡對社會更加有害。
有黑社會頭子在某地修了堅固不倒的學校，其目的并非對外所言“黑什么，也不能能黑教育”，而是為了解決地方官員政績之需，以方便他在當地開發(fā)房地產項目。就在他做善事建設堅固不倒學校的同時，另一只手卻為房地產開發(fā)中獲得更多利益，指派保安亂刀捅死反對強拆的村民。
還有被曝光的涉黑企業(yè)，在某地免費給村民統(tǒng)一蓋房子，每年按人頭發(fā)補貼，積極參與新農村建設。這“善行”的之后是在當地建設了大型的污染企業(yè)，無節(jié)制地污染周邊的土地和水源。他們用表面的“善”，改善了村名的居住條件，完成了當地官員新農村的政績；他們用后面的“惡”來獲取巨大利益，對當地環(huán)境和村民的健康造成不可逆的破壞。
所以，無論學校修得如何的堅固，無論給村民修了多么漂亮的房子，我們也不能用“善”是“善”，“惡”是“惡”應該區(qū)別對待來寬慰自己的良心�！皭骸本褪恰皭骸保灰菑摹皭骸钡哪康某霭l(fā)，無論這個“善”多么鮮亮，也是“惡”。所以，那堅固不倒的學校，不是“善”的豐碑，而是一本生動的“偽善”教科書。
從社會的危害來看，偽善者和賣假茅臺的人一樣，都會讓我們懷疑“正品”，讓真正的“善行”處于社會的懷疑和輕視之中，在社會公眾之間制造敵對和猜疑的氣氛，極大地增加了社會運行成本。
現在公益圈和一些公眾存在這樣一種思維模式，只要有人對名人、明星或者商業(yè)機構參與慈善公益活動提出質疑，就有人辯解說：她們畢竟“捐了錢，救了人”。好在時間能證明一切，偽善終究逃不過時間的檢驗， “捐了錢，救了人” 顯然并不能證明他們是善還是惡。
無論是在英國還是在中國，只要是一個正常的社會，行善者最終獲得社會認同，作惡者最終會受到法律的懲處。古人云：“ 世之治也，行善者獲福，為惡者得禍”，講的就是這個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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